毛泽东对运用政治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从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实践正式开启的，但由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家没有独立主权，因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并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承接孙中山的“宝贵遗产”，吸取辛亥革命的教训，迅速发展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最终担当起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使命，除了其自身的革命性与先进性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所具有的代表性与整合性。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争取国家主权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彻底的革命精神，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而且能够通过统一战线，整合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力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整合要求国家权力必须充分尊重整合对象的自主与权益，于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利益协调和寻求共识为目标的协商便成为实现整合的重要政治形式。新中国就是在以多方参与、协商共和为原则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经过深入协商、讨论和表决而建立的。

习近平指出：“70年前，在新中国的曙光喷薄而出之际，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开启了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深入研究和探讨毛泽东对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性贡献，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凝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阐述“民主共和国”和“民主联合政府”思想，为协商建立新中国奠定理论基础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后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文章，紧紧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立这样的国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民主联合政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中国化，为协商建立新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9年前后，当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加紧反共和进攻，而且在思想上大肆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时，为了驳斥顽固派、批判教条主义观点，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文章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纲领，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明确第一步要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个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又有别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一人独吞、人莫予毒”是行不通的，共商共享的思想已经十分明朗。

1943年，蒋介石印发其本人写的《中国之命运》，企图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于1944年明确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为了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开宗明义地提出成立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为此，毛泽东号召一切被压迫阶级、阶层、党派和集团都团结起来，为“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通过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和正式的联合政府（经过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两个步骤来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报告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一般纲领，即建立有别于俄国制度的“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尽管这些阶级之间“有矛盾”和“不同的要求”，但是“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强调中国共产党愿意跟任何非敌视态度的政党集团或个人“合作”，并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一个为各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准备以此“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这里已明确要求协商，且提出了调节、合作等思想。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党派的一致拥护，成为各党派的共同纲领。

1948年底，革命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然而，对于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内部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国内外反动派对其则大肆污蔑和攻击。为驳斥敌人的攻击，批判错误思想，统一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明确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只能建立“人民共和国”，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也叫“人民民主独裁”，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二者的互相结合、有机统一；这里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表明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新中国不是共产党一党派之事，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必须与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进行充分协商以获得广大民众的同意和支持。《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国家政权理论的成熟，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国体奠定理论基础。

正是通过上述文章的系统分析，毛泽东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略与国家政权思想结合起来，“赚来四万万人民”，从而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协商的理论基础。

二、修改“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绘制新中国政权蓝图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制造了杀害民主人士的“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中间派“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彻底破灭后，民主党派走上了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道路。1948年上半年，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但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在作垂死挣扎，于3月29日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为尽快结束蒋介石独裁统治，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对抗国民党的建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认为，对外公布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机已经成熟，且正逢“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中央即着手起草“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初稿共24条，毛泽东对其逐字逐句进行审核，有的反复斟酌并进行修改、补充，据统计，共修改27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将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修改后的第五条为“五一口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五一口号”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宏伟的建国方略，我党正式向世界宣告要建立新的政权和新的国家制度。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于4月30日通过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事宜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信中说：“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语气诚恳、态度谦和，充满了协商意识；信中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五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这封信函表达了我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等民主人士团结协作的坚定决心和至诚愿望。“五一口号”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称赞“五一口号”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是民主统一战线争取革命胜利的具体指针”。他们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1949年1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声明，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他们最终作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抉择，完成了脱胎换骨的飞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壮丽篇章。

在“五一口号”中，毛泽东绘制了新中国的政权蓝图和新政权的建立程序，即新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民主联合政府。然而，这一程序在当时还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毛泽东吸纳了章伯钧、蔡廷锴等民主人士的“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议，对程序及时进行调整。11月3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高岗和李富春的电报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据此，高岗、李富春于25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各民主人士进行讨论，其中就如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即由新政协产生或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及宪法草案问题，达成“先行交换意见，留待筹备会讨论解决”的协议。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已经不再提“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而是讲“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一程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随即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由新政协会议“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建立新中国的程序正式确立，政权蓝图更为清晰了。

三、推动政治北上，消除党外人士疑虑，为协商建立新中国打下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五一口号”发布时，大部分民主人士还在南方，为推动民主人士特别是身份重要、有影响的人物北上参会，毛泽东不仅在策略上提供宏观指导，提出应与民主人士保持密切联系，“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是为至要”；而且在具体事务上安排到位，成立专门机构，将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央统战部，负责国统区、少数民族、政权统战、华侨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等工作，当前具体负责筹备新政协。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亲自做统战工作，多次致信或致电民主人士，内容包括邀请参会、会议内容协商和关心问候等。当获知第一批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时，立即起草欢迎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对于特殊身份者，他更是高度重视，考虑周全，细微事情都不放过，如两次写信给宋庆龄，诚邀其赴会“商筹”“建设大计”，并率党内要员前往火车站欢迎宋庆龄到北平，亲自登上车厢迎接……诸如此类，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亲民作风和与民主人士携手合作的赤诚之心，极大地加速了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进程。

由于国民党长期以来的封锁和别有用心的宣传报道，外界对中国共产党了解不多甚至存在误解；同时，尽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对建立新中国总体上达成了共识，但各民主党派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仍有差异。因此，加强沟通与交流，努力消除思想上的疑虑，就成为民主人士来到解放区后的首要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在党内政策上，发布《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和争取他们”。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进行个别交谈、少数座谈，做专门报告、组织民主人士集中参观等。对于重大政治问题，一般都由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同民主人士的领导人直接商谈。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雷洁琼回忆说，毛泽东“谈笑风生，气氛十分活跃愉快”，他的谈话“对我们这些长期受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使我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亲和力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仅加深了他们对我党的了解，增进了友谊，而且加速了他们思想转化的进程，从而加速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进程。

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使民主人士既喜又忧，喜的是蒋介石独裁政权即将垮台、建立新中国的理想即将实现，忧的是“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还要不要他们”。对此，毛泽东一一给予解答，努力消除他们的疑虑。首先，部分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和平”阴谋和美国政府希望“自由主义人士”组成反对派以阻止革命发展的多重迷雾下，对“革命要不要进行到底”认识模糊，甚至试图在国共之外再组“新第三方面”势力，重谋“第三条道路”。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多篇文章，号召全国人民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揭露了美蒋“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的“诡谋”。这使民主人士丢掉了不切实际的空想，很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他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

其次，民主人士和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普遍担心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还要不要他们，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确实也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说“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这些人不了解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全党必须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同时，毛泽东还多次亲自安抚起义、投诚将领，向他们解释：虽然原来属于反动阵营，但在和平谈判和起义中立了功，站到了人民一边，就应当不念旧恶，采取欢迎态度。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人士致力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是没有理由不要他们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通过毛泽东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广大民主人士消除了思想顾虑，增强了信任认同，达成了一种临界状态的政治平衡和政党共识，为协商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四、成立筹委会、修改《共同纲领（草案）》等重要文件，为协商建立新中国奠定组织和制度基础

协商建立新中国既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又是一件极为复杂的工作。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通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与苏联国情有许多明显不同，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一道创造性地探索与开拓。为具体商谈筹备事务，毛泽东提议并审核修改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草案。经与民主人士充分协商后，于1948年11月25日签订了协议，就会议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和参与方式等达成了共识，为新政协的筹备提供了依据。

解放军胜利渡江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已迫在眉睫。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共有23个单位134名代表参加。同日召开了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这个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指出了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人心。会议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在第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被推举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5人为副主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常委会决定分6个小组进行各项具体工作，每组皆有多个民主人士参加，自此，筹备新政协进入实质阶段。从6月16日至9月20日，筹委会常委会先后召开8次会议，就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各项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和充分的讨论。筹委会的成立和运行，为推动协商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是奠定新中国诞生的重要制度文件，毛泽东极为关注。尤其是《共同纲领（草案）》，由于它“承载着奠定新中国基本格局和未来走向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必须要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利益……把其共同利益集中和统一起来”，故而被誉为“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而要把四个阶级的利益集中和统一起来，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时许多民主人士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虽然他们在总体上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必须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共识。对此，毛泽东特别重视。早在发起召开新政协会议时，他就提出了制定共同纲领的问题，并依据形势的迅速变化，要求及时更新完善其内容。《共同纲领（草案）》从起草到最后通过，期间三次起稿，每一次起稿阶段都数易其稿，中间还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集体的智慧，更凝聚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心血与智慧。毛泽东从第一次起稿时就直接参加了《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而集中的修改则是在8月下旬至9月上中旬。从9月5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对期间的第四次草案稿进行了细心修改，改动总计有200多处，且其中有不少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精心修改。此外，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如批示胡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等。草案先后经历了多次协商和小组讨论，及时吸收了各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听取了相关筹备工作报告。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同意将大会宣言的起草及国旗、国歌、国徽等的拟制两项工作移交大会；经反复协商和精心修改的《共同纲领（草案）》连同两个《组织法（草案）》获得原则通过，准备提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大会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等重要文件的通过，为协商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五、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筹备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顺利召开。参会单位分党派代表、团体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和特邀代表5大类共45个，中国共产党以党派代表参加。参会代表共有662人，包括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人士75人，其中国共产党党员约占44%，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工人、农民和无党派人士约占26%。

21日晚7时，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主要议程是：确立人民政协的组织法、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都及纪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会议充分彰显了党派合作精神，凡重要问题都要与民主人士进行广泛、平等、民主地协商。这种真诚协商的态度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的高度赞誉，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说：分组讨论“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了反复讨论，不厌求详，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认为：“这种民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慰的。”

国歌、国旗、纪年、国徽等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而它们的最终确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协商精神。23日，全体代表分成11个小组，就上述问题进行细致讨论后，存在如下争议：关于国歌，大家倾向于《义勇军进行曲》，但少数民主人士主张修改部分歌词；关于国旗，争论极为激烈，主要集中于国旗是否应体现国家特征、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是否妥当；关于纪年，大多数人虽赞成公元纪年，但有人担心老百姓可能兼用其他；关于国徽，大家对当时已征集到的国徽图案都不满意，举棋不定。25日晚8点，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郭沫若、马叙伦等18人参加座谈会，就以上争议诸问题进行协商。他在听取了大家意见后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同意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用改，因为中国“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为好”；认为国旗不一定要体现国家特征，国外主要国家就是例证，国家特征可在国徽上表现出来，认为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没有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四个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不仅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提出虽不能强制老百姓不能用其他纪年，但政府对采用哪个纪年还是要有一个决定；主张国徽在国旗确定后可先缓一下，由原小组继续设计，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以上争执不下的问题经毛泽东合情合理的解释说服后，消除了异议，得到一致赞同，取得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三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履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6名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3人，占50%；陈毅等56人为政府委员，非中共人士27人，占49.2%。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人员中，副总理4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人，占50%；15名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9人，占60%；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非中共人士14人，占41%。这不仅表明了中央人民政府是通过多党合作、多方政治协商组建起来的，而且切实保障了党外人士直接参与新型国家的管理，真正做到了“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名副其实地保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整合社会力量完成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六、结束语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回望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百年历史，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南京国民党政权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就是脱离了人民群众，排斥和镇压其他党派，实行一党独裁统治；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团结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其他党派真诚协商与合作，赢得了民心，夺取政治上的胜利，加上武装斗争不断夺取军事上的胜利，通过党的建设不断夺取组织上的胜利，使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由弱小走向强大，最终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政党、核心力量。因此，可以说，统一战线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与力量；而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党派合作，则成就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合法地建设新社会、新国家。这意味着，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共同创建的，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挑战和颠覆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其执政具有充分合法性，是任何政党都无法替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土壤中内生的，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实现了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理论超越和实践超越，是任何势力也诋毁不了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开创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在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要继续增加和扩大这一特点和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维护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作者：李雅兴、伍安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